我与政协文史的情缘，源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。那时我就职于陕西省延安地区黄龙县文物管理所，当时的黄龙县政协文史办的同志找到我让我写写黄龙的文物资料，并聘请我为政协文史委员。当时我写了一篇《黄龙文保单位资料简介》发在了黄龙政协文史资料上，从而开始了我与政协文史的情缘。1990年底回到家乡门头沟，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和实地考察，我经李元强先生的介绍又成为门头沟区政协文史的一名撰稿员，撰写了《门头沟佛教文物四则》一文发表在门头沟文史上，从而延续我的政协文史情缘。

门头沟是“东胡林人”的故乡，早在辽代时门头沟就已是京畿之地了，龙泉务辽瓷窑烧造的瓷制品流通于北京地区。京西盛产煤炭从元代开始主要供京城皇宫和达官显贵，而且成为北京的主要经济支柱。由于门头沟山川秀美，植物繁茂，风景宜人，历代显贵在此择穴以筑佳城，留下了众多的古墓；众多的佛学大师倡法于京西，又留下了众多的寺庙与古塔；门头沟历来为京城西大门，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人口变化大，由于民族的融合，留下了独特的民俗文化，妙峰山以其丰富的庙会活动，又成为中国民俗学的发祥地，门头沟的地上地下文物丰富，是个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地区。

少时离家时，对京西的历史一无所知，现刚刚回到京西，对门头沟的历史、文物状况不甚了解，缺少第一手资料，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来说，我深深知道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，同时为了回报京西对我的养育之恩，我在八小时的工作时间里广泛搜集资料，并认真学习别人发表过的文章；业余时间就相约几名志同道合的朋友下乡上山到野外进行考察，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，就三番五次地去反复考察，如我在撰写《石佛村摩崖造像调查报告》一文时，到石佛村实地考察达十四次之多，每去一次都会有新的收获，从而顺利地完成了该调查报告的撰写。再如我写鲁家滩定国公家族墓地时，几经反复深入实地考察，多方搜集资料，深入研究分析，才真正揭开了鲁家滩定国公家族墓地的真实面目。

门头沟区潭柘寺镇鲁家滩村西南有一处定国公墓地，在地图上标明为“徐增寿墓”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门头沟区编写《门头沟区地名志》，分给我几个编写条目，其中就有“徐增寿墓”这个条目。我在北京市文物局的资料中心查找1958年普查表，从中找到了该表，并进行了复印。该表也标明此墓为“徐增寿墓”，于是我又从《明史•徐达传》中查到了有关徐增寿的简介，便没有再进行细致研究，于是动手撰写了“徐增寿墓”的词条。

1997年，应潭柘寺镇鲁家滩村委会之邀，参与编写《鲁家滩》小册子时，对“徐增寿”墓地进行了实地考察。该墓地位于鲁家滩村西约1公里处，当地群众称之为“北楼”，系“碑楼”之谐音。据当地群众讲，墓地原来有华表、碑亭、石羊、石马、石文武官像等，但毁于“文革”之中，现仅残存石马及荫荫青松。在座谈走访中得知，村民高满囤家有一块方形的石碑，而且是从北楼那搬回来的，于是我来到高家，在其院内的做饭棚内见到了灶台旁用来搁放杂物的那块石碑，挪开杂物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块墓志铭，当即进行了捶拓。回来后对拓片进行了仔细研究，发现该墓志铭的主人是徐延德。徐延德“字用修，号敬斋，其先祖凤阳府凤阳县人”，生于“正德甲戌年（1514年）七月十一日”，“年十六即袭公爵”，曾任左军都督、神机营中军都督等职，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十月十二日逝，享年“仅五十有四”，“隆庆戊辰年（1568年）正月初九日葬于阜成门外马鞍山祖茔之次”。我又到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查找1958年普查表的详细资料，由于该资料中心刚刚搬完家，资料还没有进行整理，一时无法查找，该中心的孔老师给我找来一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的金石拓片图录，我从中找到了该墓地碑亭中所立的《定国公徐氏神道碑文》的拓片立即复印了回来。

回来后，我又重新对《明史•徐达传》进行了仔细的阅读，通过一系列的广泛搜集资料，实地考察，在此基础上研究考证，基本上弄清理顺了鲁家滩村定国公家族墓地的沿革，从而推翻了原定为“徐增寿墓”结论，我写出了《门头沟发现明代墓志铭》一文，发表在1998年9月30日的《北京日报》上，得到社会上的认可。此次的考察发现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训，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搞学术研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没有捷径可走，只有脚踏实地去实地考察。

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努力，终于掌握了相当多资料，积累了一定的第一手资料，为我撰写文章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辛勤的耕耘，换来了丰硕秋实，我被十几个专业学会吸收为会员，但这仅是我走向成熟而广阔的文物事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，今后的路还很长，那可真是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，我将以“无愧今生、勤奋求索”要求自己，加强京西文博考古、民俗研究，为政协文史工作做出更大贡献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——摘编自区政协“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——‘我的政协故事’主题文化作品征集”活动投稿作品